中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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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07-09 06: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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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业化是百年来几代人的中国梦。今天中国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里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到了转折关头:以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美国解禁石油出口、联合国气候峰会巴黎会议为标志,国际产业分工进入第四次转型的时期。新兴产业的崛起和资本环流的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如何发展?中国工业如何才能占领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回答的问题。在工业革命已经进入第四个百年的二十一世纪,回答这些问题,更应该从全球化的视角来寻找答案。

国际产业分工的三次供给侧变革与中国的工业发展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三次供给侧的变革分别是: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主导的工业革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后的美国与德国主导的工业革命以及二战后的美国主导的工业革命。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战争的催化,工业革命爆发出来的巨大生产效率,在国内实现工业效率提升为标志的供给侧改革,在全球市场要求更大的份额,实现国际产业分工的新一轮再平衡。

工业化进程领先的国家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路径选择各有不同: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拥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作为本国工业革命的市场,主要利用的工具是贸易规则即所谓自由贸易体系和资本输出,着眼更多是工业的需求侧。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后的美国和德国,由于没有英国那样庞大的殖民地网络,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对本国工业效率的提升,统一国内市场,实行贸易保护,建立相应的初步的社会福利体系,更多着眼于供给侧的进步,在工业效率方面大大超过英国。二战后的美国,利用国际贸易主导权(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国际金融主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有相应的援助计划(如马歇尔计划),三管齐下,同时输出美国产业、美国资本和美国生产方式,开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通过国际金融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和资本流向,通过国际贸易规则控制利益分配,通过技术标准控制产业分工体系。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产业分工在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和产业标准上面临新的转折。

在工业化国家主导的全球工业体系中,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工业进程中,对外需要有利的安全环境(工业化进程不会被战争打断),对内需要有一定产业积累,包括技术、工业体系和资本的积累,还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工业化进程初级阶段进行资本积累,在工业供给侧效率提升后,再进入国际市场,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结构调整一一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的结构调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化进程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发展进程屡屡被战争等外部因素打断,无法进行有效积累,工业体系残缺不全,内外发展环境都比较恶劣。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一百五十六项、大三线建设、四三方案和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发展从产业基础、工业的区域布局、工业的产业布局和战略布局四个方面已经奠定了发展基础。中国工业发展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包括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缺少的是资本和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工业的供给侧效率仍旧不足,工业发展水平和世界工业发展有一定差距。

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契机,经过十来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里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今天的中国工业无论从质还是量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推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原因

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原因从供给侧看,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的工业效率提升,供给侧的效率提升会带来“创造性破坏”,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格局的变化,在发达国家表现为失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需求不足问题,效率与利益格局的变化共同推进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具体看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一是国际产业分工从生产效率角度分析都伴随着巨大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些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产业化,又进一步推动国际产业格局供给侧长足发展,推动生产力进步。

二是国际产业分工从分配环节与相应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相匹配,并以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工业化创造的财富分配往往通过主导国家制定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产业标准(知识产权)实现,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有欠公平的贸易规则、征收“铸币税”和知识产权费用收取获得最大分配份额,这种分配模式的持续性会随着生产力达到极限而出现失衡状态。这种失衡最终表现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

三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会有产生相应的理论体系为之辩护,并扩散到全球,形成话语霸权,这是发达国家的“软实力”的最终体现。如果说战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发达国家的使用效果不佳,主要引发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那么以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为主要任务的供给学派在发达国家流行,带来的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稳定的政治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随着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互联网泡沫到本轮金融危机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理论解释力受到全世界学界广泛的质疑,发展经济学的呼声日渐高涨。《新资本论》流行说明有良知的学者在为今天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路径寻找理论支撑。


国际金融危机迄今已有七年时间,但走出危机仍遥遥无期,“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走势和宏观政策取向分化,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新兴经济体困难和风险明显加大”。具体分析这些风险的原因,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来看是三重不平衡的结果:

产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苏联解体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曾经有着完整工业体系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尤其严重;而能源生产国如沙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产业崛起乏力;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的产业体系也残缺不全;进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利用现有贸易规则、技术扩散和资本流入,工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

国际产业分工分配的不平衡:本轮全球化进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大多数以知识产权专利费和各种复杂无比让人眼花缭乱的衍生金融工具等分配形式流向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导致双重结果一一工业化国家的高负债和后工业化国家内需不足。

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在里根、撒切尔执政年代推动以削减社会福利、推动金融创新为标志的“供给学派”改革,导致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国内财政收支失衡,最终演变为美国特色的个人债务危机(如图所示)和欧盟日本特色的政府债务危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发达国家消费,发达国家劳动过度补贴发达国家资本的格局面临内在不平衡,随着技术扩散带来的产出效率提升、边际逐步降低,世界经济就需要再平衡,国际产业分工的旧有格局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需要新的制度性安排,但相对而言,从供给侧改革阻力较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从供给侧的变革既有需要也有必要。


根据本国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利益,美国、欧盟和日本从供给侧分别提出“再工业化”、“产业回归”、“安倍经济学”和低碳经济。虽然具体策略有所差别,但基本出发点是根据本国工业发展优势,通过货币贬值降低成本,重塑工业竞争力,但在现有美欧日国内财政体系下,再工业化投资效率支撑不足,产业回归受制于人工成本高企,货币贬值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风险。

经过多方权衡和博弈,美欧最终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这点从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透露出来:“如果你还要质疑我们针对气候变化进行的科学研究,你可以试试。你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因为站在你对面的是我们的军方、绝大多数美国商业领袖、大多数美国民众、几乎整个科学界,以及全世界20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J胜,想要着手解决它”。美国希望在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高端:低碳产业的产业标准控制、绿色金融的规则和贸易体系重构方面占领产业链、价值链和资金链制高点。欧盟希望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取得产业优势:改进生产效率方面取得竞争优势,重塑欧洲制造业,德国工业4.0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核心思想是希望通过贬值本币,提升本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分一杯羹。

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变化格局的中国因素

这次国际产业分工变化与以往三次国际产业分工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加快重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挑战”。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中国因素日趋明显:

第一,国际产业分工从供给侧效率方面看,中国工业发展带动国际产业效率提升。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工业生产使用的技术并没有大的科学原理突破为支撑。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低碳技术,使用的仍旧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原创技术,而且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度金融化的作用,新兴产业带动的就业越来越有限,带来的失业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以智能制造需要的机器人为例:2013年中国购买了36560台工业机器人,较2012年增加了近60%,首次超过了以技术的利用见长的日本。中国当年购买量占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的五分之一。2008年至2013年,中国每年机器人进口量平均增幅达36%。中国已成为增长最快的机器人市场。几年之后,中国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将远远大于全球第二大、第三大市场。加上中国拥有丰沛的资本投入,生产效率提高速度惊人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没有绝对遥不可及的产业技术优势,这对于处于“补短板”阶段的中国工业发展来说比较有利。

第二,国际产业分工从格局调整的环境来看,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有分量。本轮产业分工是在相对和平环境下进行调整的。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大国之间战争可能性极低。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参与者,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同样,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必须考虑中国的利益和中国工业发展。甚至奥巴马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里也提到:“中国经济的转型正在对我们产生冲击”,足见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利益格局调整中话语权越来越重。但另一方面,和平环境下的产业分工利益调整需要时间比较长

第三,国际产业分工从分配角度分析,中国的国家利益应有顾及。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制度安排急需转变,但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发达国家在做提前布局,但必须考虑中国的利益。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分配格局美国仍旧希望处于主导地位,核心战略是石油美元成功转型为碳美元,美国可以重新确立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掌握全球资本流向,继续在2020年以后享受向全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的权利,从而从全世界获得资源,加强本国在工业标准方面的优势,并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跨大西洋贸易伙伴协议逐步代替原有的世界贸易组织,重构国际贸易制度。但这些规则制定中必须照顾到中国的利益。

中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条件

今后五年,也就是整个中国“十三五”时期,是世界经济处于转变的关键时期,但与工业革命以来历次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不同,中国工业发展开局有利。在本轮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从工业发展外部环境而言,中国是国际产业分工结构调整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从工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和资本条件上说,中国工业发展具有后发优势;从产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体系完整性而言,中国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和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空间。中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一是拓宽工业发展空间优势,化解过剩产能与产能国际合作双轮驱动。

我国工业的庞大产能,对内需要逐步提升发展水平,对外需要国际市场支撑。在新形势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和亚太自贸区战略,为我国工业发展空间拓展创造有利环境。“一带一路”战略核心是“取势西北,取利东南”。“大陆朝西”,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能源与矿产资源充沛而普遍工业落后,中国与这些国家展开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能源与资源,也可以为中国工业未来发展奠定能源资源基础。“取利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东南亚国家人口众多而资本缺乏,如果作为产业转移,会成为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而作为海外市场则极具潜力,我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我国工业发展打开更多的海外市场。

二是高低搭配、融合发展促进工业生产效率提升。

中国工业发展效率提升首先是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发展融合,在技术追赶领域,中国工业具有后发优势,“互联网+工业”,助力中国工业提升生产效率。工业效率的提升还包括延伸产业发展链条,以“范围经济”带动“规模经济”,以产业链条延伸推动消化过剩产能,尤其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产业环境,发展更多长链条的新业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中国制造2025;充分发挥中国工业的发展潜能,在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分工中占领国际产业分工生产环节的制高点。

三是产业区域优化组合布局潜力比较大。

我国工业发展前三十年,尤其是一百五十六项和大三线建设,工业重点项目主要分布在北方,为今天的中国工业区域布局调整打下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但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在发展中明显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进入调整时期,东南沿海的工业如果可以与中西部工业发展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产业的区域布局协调,必将促进中国工业健康发展。以我国目前工业发展速度最快、效益最好的重庆为例:2011-2014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3.3%,高于全国同期增速5.3个百分点。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目前,惠普、宏碁、东芝、广达、仁宝、巨腾等科技企业都已入驻重庆,形成了超过5000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已占全球的1/3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及汽车产业集群形成重庆发展的两大支柱。当年大三线建设布局的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适当的政府产业引导和金融支持,正发挥出巨大的潜能。

四是国际产业分配格局变化总体对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有利。

世界上没有全球政府,全球产业链创造的巨额财富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以国际金融的形式进行分配。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美元体系,在1971年“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由黄金美元转变成石油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至今,石油美元在向碳美元过渡。通过金融手段进行财富分配的体系改变非常不易,持有巨额的美元资产如中东产油国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要通过巨额军火采购形式交保护费,即便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要被迫接受广场协议,大大损害本国工业发展,也难改变美国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国工业发展有独特优势,更由于工业发展的各项实力,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承担稳定国际金融环境的国际责任,在新一轮的国际金融秩序构建中逐步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顺利落地,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撑,而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更是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变革没有过的先例,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运行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种国际政策密切协调的程度可以通过新闻一窥端倪:“1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通电话,就近期中国汇率与股市波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市场政策方面展开透明沟通’的重要性,双方进行了讨论”。人民币汇率稳定已是仅次于美联储加息,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因素。

中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风险与路径选择

尽管本轮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趋势中,从产业发展、贸易规则、金融体系,整个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对我国工业发展有诸多利好,但有利的发展格局不会自动地转换成我国工业发展的优势,也蕴含着一些风险,包括:国际贸易市场萎缩和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风险、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风险、金融环境系统性风险等。这些我国工业发展中的风险,从供给侧上说是我国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产业链与资金链三条链条短板造成的。


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从供给侧看由价值链、产业链和金融体系三部分构成。三者关系如上图所示。

价值链是工业发展的长期定位,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中高速迈向中高端的最优路径。从价值链上看,我国的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下游,面临欧盟、日本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美国工业标准控制能力的双重挤压。主要问题是工业标准控制能力比较弱,需要突破关键技术。

李克强总理在一个座谈会上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中国每年圆珠笔的产量是380亿支,占全世界总供应量的80%,但笔尖珠芯近90%来自进口,每年需花费2亿美元外汇进口。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了在工业发展上“补短板”的重要性,补齐短板才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上占领高端。

产业链是工业发展的中期战略选择。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不够,成本受制于人,尤其是服务型生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导致工业生产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突出,很多工业产品只有规模经济而没有范围经济。同样是产能过剩行业,钢铁行业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去产能”压力比较大,重要原因是铁矿石大量进口,产业链上游被三大国际巨头牢牢控制,成本控制受制于人。另外,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过渡;全球500强企业中,20%的制造企业的服务性收入超过其总收入的一半。而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还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我国工业服务化发展潜力巨大。

资金链是工业发展的短期制约因素。从资金链角度而言,制造业向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逐步降低间接融资比例,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即“去杠杆”的过程。当前,受国内外量化宽松的金融环境影响,我国工业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突出表现为负债率过高,去杠杆难度大,这是由于价值链上的不利地位,产业链上纵深不够,导致必须以量取胜,以规模要效益,导致固定成本过高,固定资产投入融资只能依靠间接融资造成的。由于我国的间接融资市场体系不全,国有银行集中度过高,债务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债务资本,刚性成本过高,一旦外部市场销售出现问题,由于经营杠杆的作用,或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财务风险放大,就会导致亏损加大。

应对中国工业发展供给侧的风险,更要以创新的思路,按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总体要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我国工业发展的巨大潜力。根据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重塑中国工业的新动能,发展中国工业的新业态,创新中国工业发展资金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工业发展的资金链入手,即改善工业企业的资本结构。未来2年内应对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对外加强国际金融政策协调,对冲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对内根据国际资本市场走向,逐步实现人民币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自由浮动,放松利率管制,针对我国工业企业债务负担过高,债务期限不合理的现状,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鼓励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发展国内债券市场,以金融创新作为“去杠杆”的重要手段,增大工业企业的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化解由于短期资金链收紧带来的风险。

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打造工业发展坚实的产业链入手。全球能源格局在发生变化,为夯实中国工业发展的发展基础,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加强资本输出,尤其是中国西北的五个“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为中国工业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源能源基础,并在世界低碳经济崛起背景下,留下广阔发展空间。未来3-5年,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抓手,推动与中国西北部的中亚国家展开国际产能合作,利用人民币债券等金融工具,为中国工业产业链向上延伸打下基础,拓展中国发展空间,同时在国内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鼓励企业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以并购重组推动“去产能”对工业发展持续性最为有利。

以“互联网+实业”,推动三产融合,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服务化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以“核心制造+成套服务”的模式,从卖产品到卖产品为核心的成套产品及工艺,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跨越,从而为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闯出一条“智造”之路。不只是卖一台产品、卖一组产品、卖一条生产线,而是要为客户量身定制,提供工业解决方案。发展新业态,可以从横向拓展我国工业的产业链,推动我国工业发展从规模经济发展型向范围经济型发展,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长期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未来5年内更深层次地内外发力,抢占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制高点。即将到来的国际产业分工第四次格局变化,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空前发展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抢占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制高点,中国工业“补短板”可以三条路径同时进行:一是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制造环节补工业3.0和工业4.0的课;二是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从国土整治,水源治理入手发展绿色产业,在全球日渐兴起的低碳经济发展浪潮中,从绿色制造到绿色金融的国际产业标准、国际贸易规则、金融体系方面营造国际合作良好环境;三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打出组合拳,积极输出人民币资本,在中亚国家发行人民币债券,输出人民币信用,牢牢掌握欧亚大陆2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为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供给侧改革还需要需求侧改革相协调,需要财政体制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目前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对于推动中国工业化融入全球化进程起到过巨大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财政体系弊端越来越明显,会造成在一次分配中效率受损。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更多的资源向出口多的省份配置,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拉大了工业分布的空间不平衡。税制对大企业有利,对小企业不利,对传统企业做大规模有激励作用,对以研发型成长的中小企业发展不利,对工业发展的提质增效阻碍越来越大。在二次分配中公平受损,当前税制基本是向劳动征税,向资本退税,在资本紧缺的时候,分配倾向于资本,劳动分配不足,导致内需不振,内需不振又严重影响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在资本过剩的时候,负利率没有税收配合,无法调节经济结构,导致更加严重的逆向分配,阻碍资本流向实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流动性陷阱的风险日益加大,进一步打击工业发展,严重影响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税制改革需要从主要向劳动征税的间接税制向劳动和资本协调征税的直接税制转变,这牵涉到中国工业化进程从外需推动型走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牵涉到中央到地方的权责划分,牵涉到国民的财富流向,方方面面工作错综复杂,需要外部发展环境比较稳定,内部的改革动力足够强大,但这项改革对于中国工业供给侧改革至关重要:“中国制造”演进到“中国创造”,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工业抓住当前发展机遇,从内发力抢占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产业链和资金链制高点都至关重要。当前要做的是在资产泡沫高涨的地区和部门,征收资本利得税、赠与税,刺穿资产泡沫,另外开征资本离境税,阻止热钱在我国经济调整期的干扰作用;长期而言,要逐步建立现代财产制度,改革当前一次分配中偏重发达地区、二次分配中主要向劳动征税的过渡局面。财政体制改革成功,不仅能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而且能够让中国经济迎来新三十年发展的黄金时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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