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华文明的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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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5-22 14: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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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终结论”到“文明冲突论”

 

我去年写过两篇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多事之秋》《礼崩乐坏》。读懂的同学肯定会发现,我这两篇文章都用了一种分析方法——唯物史观。确切的说,就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出发点来构建当今国际关系分析方法的。然而正如我文章所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十分复杂的、是可以从多角度进行不同解读的。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是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利器,但是同样有其他的理论可以去解构我们当今的国际关系,比如文明史观。我们今天就来换一个视角来诠释这个世界,也来看一看中华文明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何去何从。

 

说起文明史观,就不能不提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这两观点是由一对师徒——亨廷顿和福山提出的(亨廷顿是福山的老师,但“历史终结论”的提出早于“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源自于福山在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随后,他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历史的终结?》。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这篇文章,标志“历史终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福山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在他看来,历史随着苏联的解体终结了——确切的说是历史观念的演进终结。福山的思想源自于黑格尔的“现代性”——“承认的政治”——“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历史的终结”逻辑体系。很多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批评过于浮于表面,尤其是美国一出什么事《环球时报》的评论员就要把福山的理论拉出来鞭尸,然而他们的反驳很明显就是只读过一个题目的水平。真正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反驳落脚点还是要在唯物史观上,比如说按照福山的逻辑:既然人们已经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为什么下一步不会是去争取经济上的平等?

 

福山老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然更符合我们这时代,而后冷战时代的种种政治走向,也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的推测。尤其是911之后,亨廷顿更是被捧上了神坛。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会弱化,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和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亨廷顿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主要传达了如下观点: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其四,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而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是西方文明面临着最大的挑战。

 


亨廷顿预言,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

 

“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看似矛盾,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无论是历史终结还是文明冲突,都认为意识形态矛盾已经走到了终点。亨廷顿和福山都是保守主义者,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独孤求败一统江湖,只不过福山指出了历史的终结亨廷顿指出了来自不同文明的挑战。然而来自意识形态的挑战结束了吗?并没有。正如我们在那两篇文章中分析的那样,阶级就摆在那里,贫富差距就摆在那里,阶级斗争,也注定会摆在那里。不过本文我们从亨廷顿的理论出发,先看看西方文明如何制霸全球,再看看中华文明如何在夹缝中重新崛起,成为了西方文明最大的挑战者之一。


 

(二)西方文明话语权下的中华文明

 

历史上,西方文明建立起全面霸权的起点是新航路开辟。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地理大发现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更是欧洲人自身的“文明大发现”。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欧洲人开始系统性地、有比较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并建立了以西方文明为主观视角的文明体系,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这种新的想象,除了建立了欧洲人睥睨全球的文明优越感,更成为了“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萨义德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都在用自身的话语权定义着一件事: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在古代中国、古代罗马,都曾流行着“华夷之辨”、“文野之辨”之类的观念。但是近代的西方文明不同,古典的文野之辨,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晏安”之外,基本别无所求,更恨不得以长城永久隔限其往来(中国和古罗马都曾修建过长城)。而近代的文明以防,对于野蛮一方要入侵、统治、剥夺殖民主义者、资产阶级创造的新世界,是一个全面的利益世界。按照资产阶级的理想,在这个全球利益世界中,所有人都要按照一个规则——(西方定义的)文明规则行动。与文明相对,“野蛮”成为了资本主义扩张全球的阻碍,这些阻碍必须被清除——而且是借以“文明”之意——这是“文明者”的责任和权利。

 

文明的优越感是复杂的,它包含经济技术的先进性,也包含制度的现代性,在精神层面,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的科学理性。所有这些令西方人产生了世界领导者的自我定位。西方文明,由于其物质与体制上的一些不可否认的先进性,在近代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干预、改造时,便获得了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甚至也被野蛮一方所认可和接受的(如中国的西学思潮和日本的脱亚入欧)。在这一基础上,一种政治无意识在双方同时产生。(如今网络上,依然有称八国联军为“正义之师”,义和团运动是“刁民闹事”)。

 

在西方话语权的规定性下,全世界的文明等级分为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三类。文明,毫无疑问特指西方文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在《全球规治》一书中说道:“欧洲这个概念意味着正常态,它替地球上所有不是欧洲的地方树立起一套标准:文明除了欧洲文明之外,别无他指。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像中国、波斯文明等,有一套完整的文官系统和国家管理体系,就会被归为“半开化”地区。而非洲、拉美等部落,就是彻底的“野蛮”了。

 

不要小看这样的分类,这是配合西方殖民者瓜分世界的一套文明体系。当西方殖民者到达一个新地区时,如果当地野蛮人(savages),那么根据西方文明制定的国际法,野蛮人的土地被认为是无主荒地,谁先发现这块土地,谁就可以占领它——这就是国际法认可的“占领说”(the doctrine of occupation)。而“半开化”地区则不同,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不是谁都可以占领的“无主荒地”,这在国际法上被称作“领土割让”。日本人在19世纪末殖民台湾的时候,就把台湾少数民族划入savages的行列,引用国际法“无主荒地”的先例,当做他们殖民台湾的合法依据。

 

这种“文明话语权”的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是相当强大的,它直接把除西方文明外的其他所有文明置于一种落后的、负面的地位。不但可以为西方的殖民行动提供“合法性”的注脚——文明理应战胜野蛮——更可以对全世界所有民族进行“精神殖民”,把他们变成“精神上的西方人”。福泽谕吉,日本启蒙思想第一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以提出“脱亚入欧”的观点而闻名。他在著作《文明论概略》中,就全盘接受了西方“文明等级论”的思想,自动把日本文明至于低级的层面:

 

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是世界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的。

 

所以说,西方文明的入侵厉害就厉害在这里,能够自动地把你构建进“劣等文明”的范畴,主动匍匐于我的意识形态之下,为西方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打下思想上的基础。我国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百日维新的领袖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提出了改良人种的观点,完全接受了西方意识形态所传播的“白人最优,黄人次之,黑人最劣”的观点,康有为甚至更进一步,勾画出了世界人口“由黑而黄,由黄而白”的“进化路线”,认为中华文明的出路在于皮肤“漂白”和“规划白人”。康有为认为,落后文明要达到西方文明的等级,就必须在物的层面追求齐平,而“齐物”首在“漂白”黄色皮肤提出了改良人种的三大措施:移地、杂婚和改食。康有为在“救国保种”的旗帜下,不惜附会美洲印第安人与中国鲜卑族同源之说来强化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口口声声要救国保种的康有为所构想的未来文明世界中,黄色皮肤会在“漂白”中彻底消失。康有为的例子非常典型,殖民主义的知识形式已经自觉为被殖民者们建构民族认同的思想框架。正是基于这一框架,一个精神上被殖民的个体和民族面临着迷失自我的风险。

 

中华文明面临着西方列强全方位的构建,除却“人种”要被改良、漂白,我们另一个文明根基——汉字,同样风雨飘摇。汉字拉丁化,在长达半个世纪里都是热门话题。白话文改革、汉字改革先锋人士钱玄同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中写道:“我以为中国旧书上的名词,决非二十世纪时代所够用,如其从根本上解决,我则谓中国文字只有送进博物院的价值。”在另一篇文章中钱玄同写道:“我以为今后的中国人,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应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与20世纪,做一个文明人。”(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4号)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都曾或多或少地支持这一观点,后期他们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

 

当然,无论是日本维新人士,还是中国在民族存亡之际种种图存图变种种尝试,我们不宜以一种上帝视角给予完全的肯定或批判,当时的人们肯定有其历史局限性。彼时西方文明借坚船利炮以泰山压顶之势碾压全球,当时的有识之士们面临的是什么局面:亡国灭种啊,救亡图存啊,很急很关键啊。我们在肯定他们做出的尝试时,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尝试都是适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的。我们感受到能让这些精英们提出“中国人白种化”、“汉字拉丁化”所面临的巨大的紧迫感和压力,也能明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有多大分量。

 

然而即便到了现在,也依然有在西方文明面前“长跪不起”的精神被殖民者。尤其看看网上那些四五十岁的公知,他们经历了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制霸全球,于是在强大的实力面前削去了膝盖,像下面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在三四年前的中文互联网社区,可是主流观点:

 

单纯从一个“吃文化”就能找到这么多神论,搁现在,还有人敢质疑中华民族的美食天赋吗?

 

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西方提出的“文明等级论”,真的是西方文明要比其他文明更“高级”吗?这就要看这个“高级”怎么定义了。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定义文明的等级,在于它的实力,在于坚船利炮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于廉价工业品和如潮水般的资本输出,在于花花世界的现代生活,让你不服不行、不认不行、不想跪下都不行。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文明,真的“文明”吗?无非是一种强权强加的话语权。大文豪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里说得好: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人权学者杰克·唐纳利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那个‘文明’,短短三十年内给世界带来了大屠杀、集中营、原子弹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骇人破坏,它越来越难以将亚洲人和非洲人说成是‘不文明’——特别是当帝国主义的其他道义支柱也都已土崩瓦解之后。”

 

实力,说白了就是实力的大小定义了文明的等级,国家的力量决定了文明的实力。基辛格在《大外交》说得很明白:“在一个推崇国家利益至上而又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国家往往不会去考虑什么是应该做的,接受的是只要国家足够强大,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到别国的认可。”


 

(三)基督教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

 

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文明是可以和基督教文明划等号的,基督教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影响地缘政治乃至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力量。且不说八次十字军东征,单神圣罗马帝国那些皇帝、国王、诸侯如何被教皇玩弄于鼓掌之间就能写出个百万字不止。欧洲世俗国家对于教廷力量的优势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普遍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即便如此宗教势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拿破仑皇帝的加冕依然要通过教皇(虽然说拿破仑像查理曼大帝一样直接从教皇手中拿过皇冠给自己加冕)。

 

殖民时代的早期,在教皇的主持下,最先走向殖民全球道路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签订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在西经46、47度之间,从南极到北极划出一条分界线,东边的殖民地归葡萄牙,西边的殖民地归西班牙(巴西除外)。这是近代西方文明第一次建立起瓜分世界的秩序,而在这其中,基督教扮演者很重要的角色。西方殖民扩张中,最初的动力之一就是根据《圣经》的传说希望在大陆的东方找到能对抗伊斯兰的文明。在他们为殖民进行合法性解释的时候,也是用了“他们不信教,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以耶稣之名,消灭他们,占领他们的土地”这类的逻辑。

 

然而,《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划定——这一代表性的事件被认作是现代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的开启——也是基督教力量在地缘政治上最后的绝唱。从此以后,曾经能与西方文明划等号的基督教文明,完全退出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舞台,西方传教士更多的只是像商品输出、资本入侵、殖民统治的点缀品。例如早期殖民者们占领原住民的土地,所借用“理由”是他们不信教,所以上帝的子民理应获得上帝的土地。而等到国际法实行,就如我们上文所说,根据“文明、半开化、野蛮”划分,文明可以理所应当占领“野蛮”的土地,而对于“半开化”地区,则要签订条约、划定租界。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基督教文明已经不再作为主导力量把控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相反只是作为一种花瓶性质的装饰角色——可无可有,不嫌多也不嫌少。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建立起了一套崭新的文明体系,一个独立于基督教文明的新文明构建——资本主义文明。这是更有力量的文明、更有战斗力的价值观,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注定结果。

 

在这里我们先缕一下本文的逻辑, 为什么题目说中华文明我们却讲了这么多西方文明呢?就像我们之前的文章讲美国大选后的世界局势,却先要从一战后的历史谈起一样,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分析方法,可以让我们借鉴,可以让我们去吸取经验判断未来。上一节想说明什么,说明实力决定一切,文明的崛起是以硬实力崛起为前提的。这一节用基督教举例想说明什么,想说明“传统文化”是没用的,想要建立起架构全球的文明体系,必须是先进的、崭新的、适合时代发展的“新文明”——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是资本主义文明。

 

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作为封建时代(中世纪)的价值观,它们在“实力”和“地位”上是相等的,还不存在谁规定谁、谁解构谁的关系。我来举个例子,上文中我们国家的先锋人士曾经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汉字拉丁化的思潮就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碾压。然而在西方文明“实力”不强之时我们的汉语和汉字甚至有能力“反噬”西方文明。

 

当马可波罗把中华文明第一次神秘的展现在西方文明面前,西方基督徒们异常兴奋,认为中国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伊斯兰更东的文明”,是上帝派来帮助他们包围伊斯兰的,于是就开始用基督文明的解构来分析中国历史。教徒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的“大禹治水”就是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用中国历史来为圣经历史做背书。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根据圣经《创世纪》的时间线,大洪水之后就是巴别塔,此前“天下统一的口音”被“变乱”,各国之间语言不能相同。而很明显,我们在大禹治水的年代就已经有自己的语言了,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及其古老性和文献记载的不同寻常的连续性深信不疑”(Franklin Perkins, Leibniz and china),那么以此来推理,汉语就是大洪水之前的语言,就是巴别塔之前“整个天下的语言都是一样,口音也是一样”(《创世纪》,第11章)的语言,汉语就是“亚当的语言”,是世界的元语言,而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其他各种语言都是巴别塔之后“口音变乱”的次生语言。

 

18世纪出版的《世界世俗和宗教史》一书中,作者塞缪尔写道:“大地上确实有过人类的一种最早的语言,也就是汉语。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那样,诺亚很可能曾居住在这些地区。如果人类之祖和享天福的复兴者于此处走出方舟并定居在那里,那么很可能是在哪里留下了今天在世界上还讲着的一种世界性通用语言。”就连莱布尼茨,那位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都是“亚当的语言”“世界元语言”坚定的支持者,他在给布维尔的一封信中称“汉语是一种更哲学化的语言,似乎基于一种更理性的考虑之上。”莱布尼茨更深入的分析了,只有汉语这种口音脱离视觉文字的语言才能避免巴别塔之后的口音天下大乱,因此在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语言中,只有“从伊甸园时代”沿袭下来的“亚当的语言”——汉语,才具备成为世界语言的资格。

 

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同样作为封建时代(中世纪)价值观的儒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是平起平坐的,没有硬实力打底的基督教文明同样面临着儒教文明的反噬——不然我自己的逻辑就不能自洽啊。

 

谁曾想到,就在西方顶尖学者们在讨论汉语成为世界语言短短的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先锋人士却要高呼“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当我们重新审视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儒教文明(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时,需要用一个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曾经,这三种文明在亚欧大陆势均力敌,各统治一方子民,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强势崛起,统领全球秩序,并把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归为“半开化”或“野蛮”?这就是我们在看待中华文明崛起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西方文明的退却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西方文明制霸全球多年,为其吸血的殖民活动做注脚,势必引发其他文明的抗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曾经席卷全球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浪潮。

 

在历史的进程中,帝国主义是注定自掘坟墓的:资本主义发展固有的矛盾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两次世界大战敲响了西方文明殖民世界的丧钟。1950年11月2日,多数联合国代表给《国际人权公约》草案的殖民地附加提案投下了反对票,这是有史以来经典的文明标准和普遍人权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正面冲突。一边是老牌殖民国家,力图保留经典文明标准的正当性;另一边是亚非拉代表,捍卫所有文明体的平等与普世。最终第三世界国家取的了胜利,在殖民地附加提案一经被否决,11月9日另一份草案正式提交联合国大会,将人民自决权加入人权,虽然遭到了殖民宗主国的强烈阻挠,但在亚非拉和社会主义阵营代表的强烈支持下,这份决议顺利通过。此后所有的《国际人权公约》 都含有了“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的语句。

 

冷战结束后,看似西方文明重新凭借新自由主义的一波又一波攻势占领了世界制高点,但是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标志性事件,昭示了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走到了尽头,它们已经不再具有全球规定性。在美国国力强盛时,西方世界尚能维持这一套“礼乐秩序”,然而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自此美国再也无力维持全球的吸血体系。看叙利亚局势就很明显了,当年巴沙尔就差一口气了,美国要打早就打了,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叙利亚,乌克兰也打烂了,普世价值自冷战之后的东进运动目前来看就要在乌克兰这里画一条终止线了;利比亚打下来了,然而现在又反攻倒算了,还是美国无力在当地建立起新秩序,大使都被人拉出来杀了;埃及,本来颜色革命成功,但是选上来个穆兄会,最后还是要靠军方来维持秩序;土耳其,埃尔多安本来在美俄之间首鼠两端,政变之后完全倒向俄罗斯了,天天跟普京大帝你侬我侬秀恩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叙利亚为例,总共2300万人口的国家,80%的人口卷入内战,伤亡高达百万余人,其中八百万人流离失所,460万人口逃出叙利亚成为难民。这个国家彻底打烂了,还打出一个人类之癌ISIS。至少半个世纪内,叙利亚只能成为地理上的一个概念,而不会成为国家概念了。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够重新统一叙利亚,能够再次“复活”这个国家,必须要靠大国的支持,然而就一个俄罗斯还在苦苦支撑着自己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美欧早就想擦屁股跑路了。就算俄罗斯也是泥菩萨过江,油价跌成这样子,就吃一碗能源饭,GDP连跌三年,今年就连中国广东省的GDP都已经超过俄罗斯了。伊拉克同理,只是作为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不能作为国家的概念了。中东库尔德人建国也是指日可待。再说这个ISIS,讲道理,以哪些人的战斗力,但凡有个国家能派出三个步兵师,不多,三个师足够,荡平ISIS完全不成问题。但是,谁愿意出呢,谁也不愿意去、或者没有能力去维护这个礼乐制度了。更何况,荡平了又如何,贫穷、极端思想这些恐怖主义的土壤不消除,没了ISIS还有会RSRS、SSR又长出来。

 

中东、非洲的许多国家,看国境线,都是横平竖直的,因为这是殖民时代的遗留,是西方世界划分的势力范围。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英法德等殖民大国在谈判桌上用简单的铅笔线条勾画了非洲殖民地国家的边界。这种横平竖直的经纬线根本没有考虑非洲众多部族、宗教、语言、传统习俗及复杂的内部关系,无情地分割了许多部族聚居区。据统计,非洲国家44%的边界是按照经纬线划分的,30%的边界是用直线或规则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的;仅有26%的边界是由河流、山脉等构成自然边界线。(顾章义:《近代非洲国家边界的形成》,《史学月刊》1984.5)

 


在二战后殖民体系崩溃,但这些国界都保留了下来,这是殖民时代在我们当今世界最后一点明显的烙印。然而,现在,就连这些横平竖直的国界都要维持不下去了。伊拉克、叙利亚,已经被打成了地理上的概念;非洲许多国家也是山雨欲来,中非内战、卢旺达内战打了多少年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这种一半穆斯林、一半基督徒、又有石油的国家,已经开始动荡、种族仇杀,也走在了内战的边缘。可以看到,连西方世界殖民体系的最后一点痕迹都要从地图上抹去了,可见这次秩序的崩坏多么猛烈。

 

西方文明的全球性退却留下了大量的权力真空,各方势力纷纷跑马圈地接手遗产。不过这也不一定全是好事,资本主义文明全面退却,填补它的不是更先进的文明体系,而是迎来了一波封建意识形态的回潮。典型的,伊斯兰极端思想就是封建文明,西方文明在中东的全面退却,孵化出了ISIS这个毒瘤。资本主义遇到了问题,各种封建思想都跳出来把它批判一番,就比如我们的教皇大人,时不时地就要指责资本主义“无人性”;再比如叛逃的那个大喇嘛,也频繁指责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过大,人民生活不幸福,声称自己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是你能说他们是更先进的文明体系吗?不,这只是因为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矛盾重重无法解决,一些封建意识形态下的牛鬼蛇神就跳出来了。

 

 

(五)中华文明的过去和未来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傲立于亚欧大陆的东方。很明显,无论我们经历过多少游牧民族的冲击,无论是封狼居胥、勒功燕然,还是五胡乱华、崖海风波,要么我们把他们消灭了,要么我们把他们同化了,这就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那么,在西方文明普遍退却的二十一世纪,作为“文明冲突论”中亨廷顿认为的少数能给西方文明造成威胁的一大文明体,我们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呢?

 

近年来,“文化输出”一直是作为我们国家重要的发展方向而备受重视,总书记在原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大自信里还特意加上了“文化自信”,并成为四大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研究院2016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文化产品输出第一大国:

数据来源:THE GLOBALISATION OF CULTURAL TRADE:A SHIFT IN CONSUMPTION—International flows of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2004-2013

 

所以问题就来了,这里是“文化产品输出”第一大国,不是文化输出第一大国,更不是价值观、意识形态、文明体系输出第一大国。文化产品具体包括什么呢,文化和自然遗产、表演和庆贺、视觉艺术和工艺品、书籍和新闻产品、视听和互动媒体产品、设计和创意产业产品。而占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第一位的是金制珠宝和配件(46%),其次是雕塑和塑料装饰物(10%)……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我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在世界并没有很深的影响力,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文化输出、价值观输出、意识形态输出,因为单纯的经济输出是低效的,双管齐下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用。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厉害,就在于他们“价值观+资本”输出并行,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中是通过这三种方法维系对全球的“统治”:第一种,上层渗透。像阿根廷那样,从上层统治精英阶级入手,直接把人送到哥大经济系洗一波脑,回来等他们掌权了实行货币局制度、改革利率汇率、变卖国有资产,就完全搞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那一套,这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趁机入场,提供贷款、货币担保,签订有利条约,收购国有资产,发一笔横财。第二种,经济战争。98年东南亚金融海啸,在国际资本的猛烈进攻下,东南诸国一败涂地:汇率暴跌、通货膨胀、失业率激增,不但对冲基金可以最直接的获利大发横财,金融风暴过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可以趁机入场,廉价鲸吞当地国有资产,赚得盆满钵满。第三种,颜色革命。在东欧、中东等地,先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宣扬普世价值,再通过煽动民众上街、暴乱搞垮政局,最后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彻底执行国际资本的意志,这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趁机入场,大肆收购动乱后的廉价资产,掌控该国经济命脉。

 

所以说,文化输出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笔墨来写第二、第三部分,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结论:文明的输出,是靠“硬实力+先进性”两条腿走路的。首先你要有实力,要让别人服你;其次你要有一个先进的规范性,能够对其他的文明体系形成一种代际性碾压。所以说无论哪个国家“传统文化”都是没有用的。就说我们国家传统文化这一套,你作为个体拿来修身养性是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是可以的,但要拿来规范社会制度甚至用作文化输出就是喝多了。孔子学院搞了多少年,基本上连点响都没听到,这些就是个没有战斗力的价值观。台湾传统文化搞得好吗?有人说吼啊,你们说吼就吼吧,台湾社会基层形态,我上一篇文章已经分析过了(虽然说被删了,但是被删了就说明我说到点子上了啊对不对),就是黑社会。你看台湾刚刚才有线上支付,他们的论坛还是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子,多传统啊:

 


还是那句话,文化要输出要靠“硬实力+先进性”并行,你没有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意识形态,你凭什么去打败资本主义文明?

 

用一个我们曾经的文化输出的例子来举例:196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性学生运动在浪漫之都巴黎上演。3月22日巴黎楠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拉开了法国共运的序幕;5月3日,巴黎学生再次集会,当日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最终数百名学生受伤,超过600名学生被捕;随即法国全国学生开始罢课、示威、游行,声援巴黎学生,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纷纷占领学校,并在卢森堡广场筑起了第一道街垒——这一法国革命中标志性的建筑,巴黎和一些主要城市的学生甚至与警方展开了巷战,多人牺牲。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举行总罢课和罢教;8日,法国学界领袖萨特联合一批学者发表声明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举毛泽东画像、齐唱《国际歌》,上街游行。示威群众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上千人受伤,近900人被逮捕。左翼组织号召在重要城市举行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群众纷起响应,每一座城市都建立了大量的街垒,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5月13日,法国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随即80万巴黎工人大罢工,紧接着全国超过250万工人卷入了罢工浪潮,工人们占领了300多个重要的工厂、火车站、矿山,扣留经理等资方人员要求释放关押学生。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就在同一天戴高乐突然失踪,甚至有传言他已自杀。

 

在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来自中国的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文革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共青联就提出,学生要首先走上街头,打起红旗;等到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和“五四运动”的经验,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还有如“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一些组织他们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并且真的深入法国农村,试图组建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在欧洲左翼运动中,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并称为“3M精神导师”。从历史上看,第三世界能够向第一世界输出价值观的,千年以来,只此一例。虽然这一次意识形态的输出以失败而告终,也集中体现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种种难以克服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一段有价值的、值得分析的历史。

 

意大利左翼导演伯纳多·贝托鲁奇(《革命前夕》、《末代皇帝》的导演),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党员,这位电影巨匠也同样是共产主义者戈达尔的徒弟,他拍摄了以68年法国文革为背景的经典影片《戏梦巴黎》。影片中破旧的家中数次出现了毛的形象,体现了毛的精神在世界底层人民中的影响力。

 


所以说,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未来,必将在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找到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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