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民族音乐一段思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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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8-01 07: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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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登一2002年的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可谓精彩叠出,北京艺术节的辉煌将中国的音乐生活描绘出亮丽的色彩,上海等也丝竹相和,管弦齐鸣。然随着以《波西米亚人》等一批西方名作拉开序幕的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粉墨退场,一批关心中国民族音乐的爱乐者不免黯然伤怀。从参演的节目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荒漠化”还在继续,上海《文汇报》在《音乐时空》版面长时间焦心着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各路人马献计抒怀。笔者作为中国音乐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也同许多人一样关注着中国民乐的在各个艺术节上的“立足之地”,希望她也能闪亮登场,重现中国之乐的鲜亮特色。记得著名音乐学家杨燕迪教授在一次学术论坛会上说过,当前,中国人对于西方音乐的痴迷使得西方音乐非常普及,而绝大多数人对于西方音乐的了解却是长时间地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那么,是不是由于国人太了解自己的民族音乐而对之厌烦了,而对于西方音乐是不是由于了解甚少而充满了接近的渴望呢?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窃以为,西方从古典乐派(包括此之前)直至今日,始终力求音乐的不断发展,即使作曲家本人也在自己并不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更迭着技法,甚至风格,以此架构起来的西方音乐大厦自然巍峨高耸,令人仰慕。而反观中国音乐史,政治的独裁、音乐的单线条思维、记谱法的滞后等原因使得中国音乐纯器乐化的大发展始终没有出现,只是在小型的自娱自乐的器乐合奏上做着变化不大的发展,或干脆将器乐进入“程式化”的高阁——戏曲音乐的伴奏;声乐类,汉赋后的民歌基本上是在毫无动力的自由的空间上流传着,元朝的戏剧出现给中国声乐史开了一剂良药,散布在中国大地的地方剧种也在明清后风起云涌,以京剧为首的乱弹剧开启了中国戏曲音乐发展的新乐章。但中国戏曲在音乐的发展上逐渐走进“程式化”的死胡同,使得创新的可能性范围渐趋狭小,在新时代社会中的失宠是不期而遇的必然结果;演唱技巧、唱段、风格等的传承方式的“师徒化的口传心授”也使它的影响范围不可能过大,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校建立在一定时间曾经缓解了这一危机,但音乐本身的止步与局限,使戏曲音乐在新世纪重新走进低谷。二是不是中国民族音乐到了举步为艰、门可罗雀的窘境了呢?面对扑面而来的“西风”,笔者倒是觉得应该给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一段思考的空间。有的人建议以保留传统为主,建立曲目数据库。这不失为一良策,但问题是保留下来却无人问津岂不同样令人尴尬,所以,单此一项还远远不够。古代亦有政府部门所推行的各种“雅乐”、“宫廷之乐”等,不还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尘封在典籍里,谁能说日本现在的“能”就是盛唐的传统音乐?谁能说朝鲜半岛上依然保留着正宗的宋朝燕乐?所以,笔者以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当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扩展中国民族音乐的“新景观”。发展由谁来进行?要靠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共同协作。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几年,一批致力于中国音乐的作曲家将他们的事业与中国的民族音乐联系在了一起。朱践耳、杨立青、瞿小松、贾达群等国内知名作曲家偕同一批青年作曲家开创了中国民乐的“现代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瞿小松音乐作坊三年来所推出的“秋问”、“响趣”、“观”三场现代民乐音乐会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凡响,在探索民乐现代化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推出了许多有创意的青年作曲家,培养了一批有现代民乐欣赏意识的观众,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民乐之美:中国民乐的美不仅在鲜明的线条等外部形象,也在意境隽永的内在涵义;不仅在音色迥异的独奏魅力,也有落落大方的合奏神奇;可远观,可亵顽;可传统,可现代,表现传统,我们看到的是新时期的诠释,描摹现代,我们听到的是新奇音色的中国民乐。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绘心中的欣喜,但我明白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是来自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热爱而获得的发现的惊喜,我想也是所有希望中国民族音乐兴旺发达的人的衷心。然,有人不断地对“新民乐”发出责难,对这种“新景观”发出种种质疑,但这批勇敢的探索者用实际音乐语言、扎实的艺术行动朝着开创的事业不断前进。由此,笔者所倡导的“给民族音乐一段思考的空间”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三笔者有幸于艺海剧院聆听了作曲家贾达群教授在2002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的参演作品:中国打击乐协奏曲《融Ⅱ》(FusionⅡ),深为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发展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而感动。其曲式框架的创意沿袭中国大曲“艳趋乱”的结构,给人以既熟悉又亲切的外部感觉;简洁明晰的织体、丰富抒展的音乐语言使音乐发展线索清晰;该曲主题鲜明生动,音乐发展层层推进,独奏与协奏交相辉映:独奏部分所明确的音乐形象在乐队的巨大背景性描绘下个性鲜明、酣畅淋漓,打击乐器演奏法虽没有大的创新,但很明显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打击乐演奏家孟晓亮的挥洒自如的诠释亦为作品增色不少,这是一份献给中国民乐的丰厚礼物,唯感遗憾的是独奏部分的演奏尚感生疏,还完全依赖乐谱影响了其演奏的发挥、作品内涵的挖掘和细微之处的精雕细琢。在打击乐部分,作品的构思中大量渗透着中国的节奏素材,既有北方锣鼓的粗旷,又有南方吹打的细腻,充分挖掘了中国锣鼓的表现形式;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节奏风格(尤其是佳美兰节奏)也是挥洒笔端,尤其这些节奏运用了中国锣鼓的表现载体,如此所作的融合获得了绚丽多彩的音响效果,这也许是作者扎实的民族音乐功底和长时间致力于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交流的又一杰作,如此来说“融”则富有更深的思想内涵。作曲家选择打击乐器作为载体看来是经过精细构思的,这也可以从作者以前的作品延续中找到很多。中国的鼓乐源远流长,丰富的民间打击乐为作曲家提供了广阔的素材和创作的空间,自身对中国打击乐的深入细致研究又为其作品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记得贾教授曾与中国音乐理论家陈应时教授深入探讨中国古代音乐,以期在作品中对中国古代音乐做到更深层次的挖掘,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为《融Ⅱ》注入了艺术的活力。在音高与和声在人们的创作中渐次失落后,音色和节奏开始受到极大的重视,而打击乐器显然成为现代音乐中兼顾两者的新宠,从这一点上看,作者所体现出的“传统与现代”的立意是多重而厚重的,即从创意、演奏、音乐元素上做到了有益的嫁接,此作不失为当今中国民乐的又一力作。四有了象贾达群教授这样的作曲家致力于中国的民乐研究与创作,使得我们有了对中国之民乐发展的信心,从这些作曲家、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思考的足迹,也感觉到了走出“荒漠”的希望,如果我们想振兴民族音乐,请给她一段思考的空间好吗?这段空间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首先,爱乐者们要以足够的耐心等待作曲家、演奏家、音乐理论家去研究、创作,并给予必要的“心灵抚慰”,过激的文字行动更不可取;其次,各级政府部门、演出经营公司要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给“思考者”的作品开放尽可能的绿灯;再次,作曲家、演奏家、音乐理论家要积极地“思考”,给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穿上时代的“外衣”,要给国民一段从传统到现代音响时间跨度上的接受空间或余地。我们期待着中国之民族音乐能通过重视而获得保留,能通过支持而获得新生,能通过创作而获得发展,早日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使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不再是一句口号,不再是爱乐者焦心的期盼!北郭东村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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